长征结束不久，红军只剩七千残兵，毛主席为什么要坚持东渡黄河？

长征刚刚结束，红军只剩七千残兵，毛主席为什么非要坚持东渡黄河？ 1935年10月19日，经过千辛万苦，红军的大部队终于走到了吴起镇。算上老弱病伤，一共剩七千出头，可以说是损失惨重。 要知道红军出发的时候是八万六千人，在经过短短一年时间，走了二万五千里，人没了九成，枪丢了一大半，子弹摊到每个人头上不到十发。这已经不是“减员”，这是血条见底，情况非常糟糕。 就算大部队到了陕北，也根本谈不上是回了自个儿家，顶多算是找到了一个能暂时缓个劲儿、透透气的地方，危险随时都会再次袭来！ 陕北那地方什么条件？黄土高原，种地全看老天爷脸色。除了绥德一带多少能收点粮，别的地方连本地人都养不活。红二十五军打头阵，最先到了好几千人。紧接着中央红军也到了，再加上各机关的人马，大伙儿全挤在这片坑坑洼洼的山沟土坎当中。 管钱的林伯渠在日记里记过一笔，大意是：战士们脸上带着菜色，棉衣八九成是破的，棉花露在外面，只能拿草绳捆着腰挡风。 这就是1936年春节前后，红军进陕北三个月的真实状态，情况依然严峻。 粮食缺、布匹缺、药也缺。伤员伤口发炎，只能用盐水冲洗，洗到后来连盐水都跟不上。你想想那画面：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，肚子空着，身上破着，伤口拿盐水硬冲，这日子搁今天谁敢想？ 外围一圈也没消停，全是重兵围着：南边是张学良手下的东北军，西边是杨虎城的西北军，东边隔着黄河就顶着阎锡山的晋绥军，北边河套那头还蹲着马鸿逵的骑兵，等于四面都有人盯着。名义上的根据地就陕北十几个县，围得像个铁桶。 这么一支疲惫到极点的队伍，光靠陕北这点薄田，根本养不活，随时都有可能被敌人包饺子。换一般人琢磨：都这样了，先缓一缓，把根据地捂热乎了再说。 可毛主席不这么想！1935年12月，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方针是在那儿定下的。 可让领导人们最头疼、争得最凶的，是另一件事：下一步往哪走？ 当时一共有三个方向， 往北，去绥远、河套。 地方大、人稀，沿岸全是碉堡。就算打下来，粮草筹不到，兵也驻不下，等于白跑一趟。 往南，去渭水以北的关中。 那是东北军的地盘，东北军背井离乡在外头，正处在争取他们联合抗日的关键当口，这时候打过去，等于把张学良往蒋介石怀里推，政治上太亏。 往西，去甘肃、宁夏。那地方本来就是马家军骑兵的地盘，人家骑马来回蹿得快，红军主要靠两条腿，在那么空旷的荒野里跟骑兵周旋，想占上风真不容易。更头疼的是粮草弹药接济不上，压根耗不起。 那就只剩东边，那就是过黄河，进山西。 可反对声音最大的，恰恰是这个方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东边守着的是阎锡山。 阎锡山在山西经营了快二十年，把山西当自家保险柜掌管着。他那边为了堵住红军，顺着黄河西岸一路密密麻麻地修起碉堡来，跟钉了一排钉子似的，还抽调了大批人马压阵。山西兵多粮足，那道河防工事苦心修了三年。 让一支缺弹少粮的队伍，渡河去挑战手握十几万军队的“山西王”？听着就像以卵击石。 彭德怀当时是红一方面军司令员，跟毛主席一起在前线。他给中央发电报，话说得很直：红军应该先把陕甘苏区巩固住，可以考虑向北发展。如果非要东征山西，必须留好退路，一旦蒋介石调中央军大举增援，主力得能及时撤回来。 彭德怀后来回忆，自己当时的想法，反映的正是红军体质虚弱的现实，以及长征中没有根据地的那种痛苦。 流离失所、没有后方的滋味，彭德怀、林彪，还有所有连以上指挥员都亲身挨过。好不容易找到落脚点，万一打出去回不来，队伍又要变成没根的浮萍。这是拿命换来的教训。 林彪的想法也偏保守，一度想带一军团去陕南打游击，先找个地方把队伍稳住。秦邦宪、王稼祥、何克全这些中央领导人，也各有各的顾虑。 从前线司令员到后方政治局，大半人不赞成东渡。 这时候，毛主席把过去那套“波浪式推进”的老经验放下了。什么叫波浪式推进？巩固一块再发展一块，稳扎稳打，那是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摸出来的打法。 这一次他换了个新思路：不是“在巩固中求发展”，而是“以发展求巩固”。 说简单点，要是就这么窝在陕北不动弹，光靠手里那点家底硬撑，吃一天少一天，压根不用人家打上门来，自个儿的粮草就先见底儿了，你说说还拿什么和敌人周旋？唯一的活路是往外打，打进山西，在运动中把给养、兵源、地盘这三块一起解决。 会上他把几个方向的利弊一条条摊开：往北，啃碉堡还没粮。往南，不能坏了统战大局。往西，难对付马家骑兵。唯一走得通的，是东征山西。 阎锡山的部队不是蒋介石嫡系，晋军官兵不愿替蒋卖命。山西人口稠密、物产丰富，能补上队伍的空缺。 1936年1月10日，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这件事。1月17日再议，最后敲定分工： 张闻天、毛泽东、彭德怀、张浩、凯丰随主力出征，周恩来、秦邦宪、邓发留在陕北守后方。 2月中旬，红军改称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，彭德怀当司令员，毛泽东当政委。 阎锡山当时从1935年夏天就开始布置黄河防务，堡垒一个接